女出纳员挥霍900万科学家的捐款
900多万元由著名科学家捐助的中国科技发展基金竟化为乌有。这起由公安部成立专案组并最终侦破的案子爆出惊人内幕：贪污巨款者是该基金会的女出纳员刘艺霞。
令人悲叹的是，刘艺霞贪污公款的本意是“借”给下海的丈夫做资金，岂料她丈夫是嗜赌如命的“跨国赌徒”，两年间，900多万元几乎全部被他输在赌场上。而身为妻子的刘艺霞被蒙在鼓里。更可悲的是，东窗事发时，她仍执迷不悟地与丈夫一道携带女儿潜逃。
1999年7月30日，刘艺霞和她的丈夫被警方缉拿归案，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厉惩罚。
丈夫“下海”呛了水，刘艺霞用公款充当救生圈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刘艺霞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高考失利使她总觉得自己矮人半头。中专学历、长得还算漂亮、自卑而孤傲的她在找对象时煞费苦心，把“学历高、有本事”列为遴选对象的首要条件。
刘艺霞和李少洋的相遇颇具浪漫色彩。80年代中期，北京许多机关单位时兴举办集体联谊舞会，他们就是在一次舞会中认识的。后来她对丈夫说：“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你是早晚能成大事的人。”
李少洋出生于1956年12月，比刘艺霞大六岁。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上了北京计算机学院软件工程系，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电子研究所工作，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的科研人员。
刘艺霞和李少洋于1986年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可爱的女儿。
90年代初，李少洋自动离职远赴海南，先在外资企业打工，后又到一家股份制公司工作。回北京后，他觉得，经过两年的摔打和经验积累，自己已具备了独立经营的能力。 1993年，他在中关村开了一家公司，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始时，他勤于治业，先后为旅游公司和民航做代理，后来又为某部委策划计算机网络查询系统。在这两三年间，他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挣到了一些钱。
中关村是科技精英云集之地，看到周围的人事业和生意都比自己强，赚的钱也比自己多，李少洋有些不安分了。资金不够怎么办?他想到了妻子。这时，他的妻子刘艺霞刚被借调到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任出纳。
中国科技发展基金是用于资助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和奖励年轻科技人才的，捐助者包括周培源、华罗庚、钱学森、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没有把个人的毕生积蓄以及在国际上获得的奖金留给子女，而是无偿地为科技兴国事业提供资金援助。基金会负责管理科学家们捐助的资金。
李少洋第一次向刘艺霞伸手要钱是在1996年3月。他对妻子说：“我打算扩大经营，需要一笔资金。你到单位想办法弄10万元给我做周转金，等赚了钱后我立即归还。”熟悉财会制度的刘艺霞说：“这种事必须经单位领导批准，否则就是违规。”第二天，她向领导提出借钱的请求，获得批准。这一次，她为丈夫借到了 10万元，并打了借条。
1996年10月，单位催刘艺霞偿还借款，李少洋却拿不出钱来，情急之下，刘艺霞只好在账上做手脚，仿冒基金会秘书长的签字，以业务费的名义先后开出两张转账支票，合计16．2万元。这是刘艺霞贪污的第一笔公款。这笔钱，刘艺霞以报销发票等手段平账，月底审核日才居然没被查出来。从此，尝到甜头的刘艺霞胆子更大了。
丈夫拿妻子当赌本，刘艺霞把基金会搬回了家
刘艺霞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庭，尤其疼爱聪明美丽的女儿。
在刘艺霞的心目中，丈夫很有才华而且很能赚钱，她认为，丈夫现在事业不顺利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如果自己能帮助他，要不了多久家里就能过上好日子。她相信，丈夫将来一定能挣大钱，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为此，她不惜一次又一次以身试法，把从基金会贪污来的公款拱手送给丈夫做“生意”。她把自己的这一行为视为“借鸡下蛋”。
刘艺霞盼着丈夫能尽快混出个模样来，全力支持丈夫，家里的大事小事她一个人顶着，从不用丈夫操半点儿心。李少洋常常半个月也不回家一趟，她认为丈夫是在忙生意，从不埋怨他半句。丈夫一旦回家，她不管多晚，不论多累，都好茶好饭尽心伺候。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整日不归家的丈夫竟瞒着她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李少洋被缉拿归案后，检察官曾问他：“你在外面不光赌博，还找女人。你是用什么方法让妻子相信你的?”李少洋一乐：“她呀，多说几句好听的话就满足了。”
自认为很了解丈夫的刘艺霞从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李少洋一再对她说：“投资与回报是成正比的，钱投得越多利润就越高。基金会的钱咱们只是借出来用一用。到时候一定一分不少地全还清。”刘艺霞信以为真，胆子越来赵大。她贪污现金的手法很简单：从单位偷开现金支票到银行兑换现金，然后交给丈夫。在不到三年间，她总共偷开现金支票107张，共计人民币485万余元。开始时，她每张支票只开两三万元，后来发展到开10万元甚至更多。再后来，每过一段时间，用不着丈夫开口，她就主动把现金交到他手里。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丈夫根本没有把这些钱用于发展事业。
李少洋从1998年开始涉足赌场。有一天，他在泡酒吧时邂逅一个多年没见面的朋友，这人把他带到另一个朋友家玩了一夜麻将。从此，他学会了玩“21点”、 “百家乐”等赌博游戏，并乐此不疲。他没钱的时候，这个朋友就借钱给他，但下次再赌时必须先把上次欠的债还清。李少洋赌瘾太但赌技不精，而且逢赌必输，越输他就越想翻本，如此恶性循环，没多久他就债台高筑，窟窿越来越大，只好回家向妻子撒谎要钱。
李少洋从玩麻将赌起，后来发展到去境外豪赌，澳门甚至美国、韩国等大赌场，他也经常出入。刚开始时，他不敢下注，只是掏钱雇别人上阵，赢了四六分，输了算他的，后来他成了赌插里豪华包间里的常客。
为了出境赌博方便。李少洋花钱办了两本护照。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新、马、泰和韩国。在刘艺霞贪污的900多万元中，只有极少部分用在生意上，而被李少洋输在赌场上的竟达800多万元。
1998年10月，李少洋带着60万元去澳门豪赌，输光后又借下140万元高利贷，不料再次输光。结果他前脚刚回到北京；追债的就找上门来了，走投无路的他惟有让妻子开出一张140万元的转账支票交给追债的，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只顾教女儿不相夫，刘艺霞揣着明白装糊涂
刘艺霞本来好动，爱唱歌跳舞，但自从有了女儿后，就把每天的日程简化到三点一线：去单位上班--到学校接送女儿--回家做饭。她在女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母爱。女儿非常争气，学习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第一。
刘艺霞还很勤俭，从不乱买衣服，甚至连袜子都是穿丈夫的。李少洋为此曾取笑她，她则说：“袜子穿在鞋里别人看不见。怕什么?”她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孝敬父母和养育女儿。
1998年后，李少洋越赌越大也越输越多，隔三岔五就让妻子给他钱。直到这一年春节，刘艺霞才感到不对头。她说：“哪有人像你这样开公司的，光见往里扔，不见往回赚?”李少洋花言巧语地辩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投的项目多才挣到大钱。”她将信将疑，虽然心里不安，但因为没有证据，只好作罢。
李少洋向妻子要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数额也一次比一次大，后来竟嫌一次提取的现金太少，只要转账支票。从1998年10月15日至1999年2月16日的四个月中，刘艺霞从基金会私自开出转账支票11张，共计人民币248．8万元，这还不包括她 1999年2月4日私自开出的那张金额为14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支票。
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刘艺霞因贪污900多万元巨额公款，天天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她曾多次想向领导坦白，但又寄望丈夫能挣到大钱填上这巨大的窟窿，从而人不知鬼不觉。有一次，办公室里只有一名主管领导坐在她对面，她几次话到嘴边，都因虚荣心和侥幸心理作祟，最终没有开口。她总幻想着有一天下班回家后，丈夫会告诉她“已赚到了大把钱”，并把所欠的钱全还给她。然而，这一幕直到她被关进看守所也没有出现。
孤注一掷血本无归，举家携款仓皇潜逃
刘艺霞进一步仓迈向深渊是在 1999年2月。
在基金会举办的迎新送旧联欢会上，刘艺霞又唱又跳，极力排遣烦恼。就在这时，她接到了领导的通知：“小刘，有一笔几十万元的款项 要尽快转到有关单位的账上。你准 备一下，过完节之上班就把钱划过去。”她嘴上答应，魂却飞到了天外，因为基金会的钱早就被她贪污得所剩无几了。她煮识到，这一次真的是“纸包不住火”了。
回到冢，刘艺霞又即把到处躲赌债的丈夫呼回家：“过节后急等钱用， 你怎么着也得弄点儿钱回来，让我先过这一关。”李少洋继续编故事：“钱，我肯定会还的。人家答应春节后一上班就给我支票，可我还欠着另一个人的钱，这是三角债，我不还别人的，别人也就没钱还我。你干脆趁银行这两天还没放假，再提几十万元给我吧。过了年，我一块儿还给你。” 可怜刘艺霞直到这时还轻信丈夫，第二天还到银行提取了 60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李少洋。
除夕之夜，他们一家三口是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过的。
大年初三，李少洋收拾衣服要出门，刘艺霞问：“大过年的，你不在家陪陪女儿，又去哪里?”李少洋说：“你不是催我还钱吗?过年时人都在家，我这就给你要账去。”刘艺霞做梦也没想到，这次他竟去了韩国的一家赌场。他原打算用手头上的钱孤注一掷把本翻回来，没想到又输了个精光。
三天后，李少洋两手空空、灰头土脸地回到北京家中。刘艺霞急切地问：“钱要回来了吗?”李少洋答非所问：“快，赶快收拾收拾，把咱家能卖的东西都卖掉，我带你和孩子去外地玩几天。”她担心地问：“钱怎么办?单位上班就要我划过去几十万元啊。”他又自圆其说：“一路走一路要，不上门去催，谁还给你呀。反正北京是呆不下去了。”直到这时，她才听明白了：丈夫是要出逃呀!
刘艺霞深知贪污900多万元公款的严重后果，决定与丈夫一起出逃。她把支票存根连同家里的旧书报一起当废品卖掉，与丈夫带着12岁的女儿和17万元美金、60万元人民币，登上去无锡的列车。出门前，她特地把女儿的学习用具全装进行箱里。
飞驰的列车上，卷救出逃的刘艺霞和李少样仍然执迷不悟地商量缓兵之计。在丈夫的授意下，刘艺霞用手机给基金会领导打电话，谎称自己带孩子旅游至西藏时病了，要等病好了才能回北京，单位用钱的事也只能等她上班后再说。不知内情的基金会秘书长还在电话里叮嘱她注意身体。
谁也没想到刘艺霞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音信。
一个月后，单位左等右等仍不见刘艺霞归来，才请人打开保险柜。保险柜内空空如也，刘艺霞涉嫌贪污巨款之事立即像落潮后的暗礁露出了水面。
潜逃路上钱财尽失，犯罪夫妻被缉拿归案
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发生巨额贪污案的消息一经传出，众科学家纷纷上书党中央和国务院，强烈要求迅速查清原委并对犯罪分子进行严惩，国家公安部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以赴破案。
刘艺霞一家逃到无锡后，李少洋立即找熟人联系给女儿办美国护照。刘艺霞问：“孩子这么小，办护照干什么?”李少洋叹气：“还能干什么?实在没地方藏就只好躲到国外去。”这样一来，17万美元全部被人骗走了，女儿的护照还是没有着落。
之后，刘艺霞和丈夫又带着女儿乘火车逃去沈阳，租房住了下来。
在出逃的日子里，刘艺霞从没间断过给女儿补习功课，每天都教女儿几个小时英语，打算将来送女儿出国读书，但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将来。
在沈阳，他们认识了一个姓盂的男子，仍然不死心的刘艺霞托他给女儿办护照。岂料相貌憨厚的孟姓男子是老谋深算的大骗子，当刘艺霞把剩下的数万元全数交给他后，他便再也没露面了。在这之前，李少洋夫妇为联系出境逃亡一次次托人找关系，所带的贪污款几乎被人骗光。
摸摸口袋，只剩下最后1元了，刘艺霞绝望到了极点。这天晚上给女儿补习完后，她把女儿搂在怀里，很无奈地说：“妈妈本想把你送回北京姥姥家的，然后去该去的地方。可妈妈的钱都花光了，没有钱买火车票了。”女儿连忙掏出一张百元人民币，两只小手展开递到她眼前：“妈妈，这100块钱够买三张火车票吗?”刘艺霞的心快碎了，紧紧搂住女儿说：“好孩子，这是姥姥给你的压岁钱啊，妈妈不能动用呀。”
从1999年2月23日出逃至7月30日被缉拿归案，李少洋断绝了与北京的一切联系。到沈阳钱被人骗光后，他甚至动过托人把女儿送回北京然后与妻子一起自杀的念头，但求生的本能毕竟是强烈的，他最终没有这样做。
夏日里，李少洋天天到租住地的胡同口，蹲在树阴下看几个老头下象棋。“躲一天是一天吧。”他想。
这时，公安部的通缉令发向全国，一张巨大的法网已经悄悄撒开。
1999年7月30日下午3时 20分，李少洋在胡同口的棋摊旁被警察戴上手铐，既没争辩也没反抗，乖乖地把警察领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刘艺霞被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李少洋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女儿的视线。
在被押回北京的飞机上，有关人员颇有人情味地让刘艺霞和女儿坐在一起。刘艺霞戴着手铐，女儿举着饮料给她喝。
“妈妈，您和爸爸都怎么啦?咱们这是回北京吗?”女儿问。
“妈妈被人害了。妈妈对不起你。”刘艺霞答。
“是谁害了妈妈?”女儿又问。
“是你爸爸。”刘艺霞泪如雨下，“好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呀!”
女儿也哭了：“您要是死了，往后谁来疼我呀?”
“姥姥、姥爷和爷爷、奶奶都会疼你的，姨和大爷也会疼你的。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现在咱们三个人中，只有你一个人能回家了。回家后替妈妈跟姥姥说，让她保重身体，说妈妈不能再照顾她老人家了……”刘艺霞不停地说，仿佛要把今生今世的话一口气对女儿说完。她已意识到自己没有明天了。
2000年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以贪污罪一审判处刘艺霞、李少洋死刑。两人均不服，相继提出上诉。
在此案取证、审理期间，刘艺霞每次被提审时都向检察官打听女儿的近况，并请检察官转告女儿“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将来做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李少洋在表示认罪的同时，请检察官转告刘艺霞，说自己对不起她，让她想开点儿；并请求政府看在女儿尚未成年的分上，留妻子一条性命，说“有妈妈在，孩子才算有一个家”。刘艺霞的同胞妹妹请检察官转告姐姐：“孩子我要，如果只有一口饭，我和丈夫就留给孩子吃。”李少洋的哥哥向检察官表示：“我妻子在国外，我们现在还没有小孩，如果李少洋和刘艺霞同意的话，孩子可以过继给我。我发誓把她抚育成人。他们犯的是死罪，那就去死吧。”
检察官提审刘艺霞和李少洋时都提到同一个问题，两人均闭口不答。这提问就是：生意需要经营，家庭和人生又该怎样经营?